内容提要：
1、郑州花34亿给河道贴瓷砖，无法掩饰的国有投资的巨大浪费；
(相关资料图)
2、吉林村民建浮桥自愿付费，一家18人被判寻衅滋事罪，暴露出政府投资的巨大缺陷；
3、依靠政府投资来支撑经济发展的模式已是穷途末路。
在被压抑的需求初步释放后，我国的经济复苏从3月开始遇阻，低于官民预期。股市步履蹒跚，政府债券收益率下降，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6月份PMI指数也继续令大家失望。综合的经济景气PMI指数从5月份的52.9%回落了0.6个百分点到52.3%，创下了年内最低。
如何拯救低迷的经济？从官方的会议和民间经济研究人员的建议看，大家似乎陷入路径依赖中难以自拔。央行继续降准降息，加大货币宽松政策，政府加大投资力度，继续基建拉动，似乎成为唯一可选项。
但是，最近发生的涉及投资的两件网络热点事件，再一次告诫政策的研究者、制定者和执行者，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从创造社会财富阶段误入歧途到浪费社会财富阶段，从推动经济发展的良药转变为阻碍经济增长的毒剂。我们必须迅速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用促消费替代抓投资来推动经济复苏、发展与增长了。
一、郑州花34亿给河道贴瓷砖，无法掩饰的投资浪费
7月8日，新京报报道称，网传郑州花34亿元在金水河河道内贴瓷砖，引发关注。7月7日，新京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贴瓷砖处实为人行步道一侧的墙壁，但部分步道与河床高差不足0.5米，历史上多次大雨过后，河水都会漫至步道，冲刷步道一侧的墙壁。“7·20”郑州暴雨期间，金水河岸塌方（陷）多达174处。
网传的“河南郑州花34亿元，为22公里的河道贴瓷砖”并非杜撰的假消息，该信息里的两个数据，均来自于郑州市城乡建设局发布的多条关于金水河综合整治工程的招标公告。
其中一条发布于2021年12月的招标公告提及，该工程项目起点为郭家咀水库，终点为东风渠，治理河道总长22.3千米，总投资33.54亿元（不含征迁）。该公告称，该工程已由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
一位施工人员拍摄的视频显示，7月3日18时许，由于降雨，河水漫上人行步道，水位就已经接近内嵌式景观灯的位置。
正在现场施工的工人都对该工程表示不理解。正在施工的两位工人表示，“河道也不深，不到1米，前几天郑州下雨，水都跟人行步道齐平了。一下大雨河道都满了，铺这个纯粹浪费。”
综合网友们对该项目就事论事的批评，给河道挡土墙铺设瓷砖或大理石，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在经常会被河水浸泡的地方，使用金属挂件铺设瓷砖或大理石，金属挂件非常容易锈蚀断裂。
第二、河水裹挟的石头和其他物体，极易撞破瓷砖或大理石。
第三、给河道两旁挡土墙铺设瓷砖或大理石，完全没有必要。
第四、22公里34亿元的造价，每米超过15.45万元，郑州财政的钱多的无处可用了？这一米可是6亿中低收入人群中13个人一年的生活费啊！
二、吉林村民建浮桥自愿付费，一家18人被判寻衅滋事罪，暴露出政府投资的巨大缺陷
在郑州每米花费15.45万元巨资给河道贴瓷砖时，据7月8日的光明网报道，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瓦房镇振林村村民黄德义，正在为几年前因为在其村内河道上修建浮桥并接受过桥者自愿付费导致一家18人被判刑一事寻找司法救济。
修桥的组织者黄德义的家在洮儿河沿岸。参与修桥以及收费的人员主要是他的家人。该桥附近村民表示，不借助摆渡船等工具，包括振林村在内的附近几个村落的村民需要绕行70公里才能到达河对岸。在修桥之前和浮桥被当地水利局拆毁之后，都有人因为涉水抄近路去河对岸被淹死。
2014年还是教师的黄德义，自筹资金13万多元，和亲友焊了13条铁皮船，搭建了一个浮桥。附近村民说，浮桥建好之后，过路的村民和路人根据车辆大小、人数多少以及个人意愿支付过桥费用，1元到10元不等。
在浮桥建好的第二年，当地水利部门以非法建桥为由，开始罚款。2015-2016年，黄德义每年都交了一万元罚款。2017年没钱交，2018年10月，洮南市水利局以非法建桥为由处罚并强制黄德义拆除浮桥。
浮桥被拆之后，村民日常生活中要过河该怎么办？绕行72公里。
2019年2月，黄德义被洮南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当年底，洮南市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决黄德义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其他17名亲属也分别被判刑。
黄德义为便民自掏腰包建浮桥导致一家18人被判刑一事，放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件匪夷所思之事。从司法、腐败和政府投资的角度看，该案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做有益社会的私人投资为何被定罪？
刑法里所有的定罪，都应该是罪犯做出了损坏他人或社会的行为。在黄德义一案中，他所做的是有益于村民、过桥者因而也有益于社会的投资。法院用口袋罪“寻衅滋事罪”对其宣判，已经告诉大家，要判他，但找不到合适的罪行，只好用兜底的口袋罪了。
第二、有罪无罪取决于是否上交罚款？
黄德义告诉记者，桥修好的第二年，当地水利部门就开始对桥进行罚款。2015年交了1万块钱，说交钱就不用拆了。2016年再交1万，都是黄德义兄长交的，2017年没交了，因为这桥一年都收不到一万块钱。
从法理上，一事不两罚。黄德义的浮桥在交罚款时不构成刑事违法，没交罚款怎么马上就变成了刑事犯罪了？
第三、国家投资的巨大弊端。
为什么郑州可以花32亿为22公里河道贴瓷砖，但吉林白城黄德义村子里的河道却没有国家投资修建便民桥？这源于中国独有的投资体制。从立项、批准、筹资到建设，都是彻底脱离民众、独立于市场需求的官办体制。每年几十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没有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更不可能公开投资细节，国有的投资项目，越来越多地成为更容易被上面看到的政绩工程，至于投资的必要性、效益性，无人追问，更无人追责。
三、依靠政府投资来支撑经济发展的模式已是穷途末路
数十年持续领先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形成的供给，还形成了庞大规模的产能闲置，导致了严重的投资浪费。
6月16日的界面新闻报道称，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原副司长、巡视员于胜英在当天的2023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发展与风险防范论坛的发言中坦言，很多高速公路不是必须建，而是为了投资而建。
于胜英说，各地通过建设高速公路拉动投资的动力很强，但很多项目并非必要。过去5年，收费公路债务余额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7.7%。截至2021年底，全国收费公路债务余额已达到7.92万亿元，比铁路行业6万亿的债务还高。债务风险不断累积。
更重要的是收费公路行业每年都入不敷出，支出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偿还贷款本息。2021年，全国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总收入为0.66万亿元，但支出达到了1.29万亿元，是收入的近2倍。支出中，82%用于还本付息，除去税费外仅14.6%的支出用于公路经营和维护。不得不继续借款，导致陷入“借钱还钱”的恶性循环。
我们必须认识到，30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火车头的投资与建设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力爬坡的历史性时刻。
2023年1-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8.88万亿元，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的本期、基期数据计算，1-5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实际上同比减少了8.3%，其中5月份同比减少了21.2%。同口径计算的1-2月固投同比增长5.5%，3月下降0.7%，4月下降17.4%。分月看，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回落的趋势非常明显。
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大到20年，超过GDP占比40%的固定资产投资无力爬坡，难以为继的趋势就非常明显了。
2002-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速高达22.4%；2012-2016，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速回落到13.1%；2017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6.4%持续滑落到疫情前2019年的5.4%。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下降，源于多年来货币宽松、推高债务、超前投资的模式，已经走到债务成本不堪重负、债务风险濒临破裂的地步。2019-2023年5月，我们新增加了110.11万亿社会融资总额，占到361万亿债务存量的三分之一，但2020-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只有2.9%、4.9%和5.1%。2023年1-5月同比减少了8.3%。
与此同时，推升债务、扩大投资，积聚了巨大的债务风险和经济矛盾。
国证大数据估算，2022年城投平台的有息负债已经接近70万亿元。综合计算，2022年全国全口径的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104.6万亿元，债务收入比高达573%。年债务利息支付约需5.75万亿元，占地方财政预算与基金收入的31%。
更严重的是，贵州、昆明等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出现到期无法偿付需要延期重组的情况了。地方政府债务的偿债能力主要来自于以卖地为主的基金收入。2022年，全国地方政府的基金收入7.38万亿元，同比下降21.6%。2023年1-4月，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1.34万亿元，同比下降18.5%。各地政府主要依靠卖地的基金收入大幅度下降，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发酵的主要原因。
长期推升债务，超前投资，不仅催生了巨大的债务风险，还压抑了国内的有效需求，加剧了供求矛盾，威胁到经济安全。
从2002年到2022年，我们的固定资本形成额在GDP中的占比，从35.2%增加到了42%，居民消费占比从45.1%下降到37.2%。
目前经济复苏遭遇困难，内需外需均在收缩，商品与服务的供给远超社会需求，快速扩大的债务规模已经无法推动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增长。这既是困难，也是机会。是我们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天赐良机。
我们应该借机抓紧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劳动力收入占比，缩小工薪收入差距；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将原计划用于投资资金中的一部分，用于转移支付，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刺激有效需求。加速用消费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取代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
我们应该尽快全面检讨我们存在的过剩投资、低效投资，禁止重复建设、过度建设、无效建设。把节省出来的财政资金用于增加居民收入、提升社保覆盖面和保障力度、在近期直接补贴居民消费。
【作者：徐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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